一、采集

智人脱颖而出

人类这个概念，在生物学上不仅仅指是我们，其实是人属。我们智人是仅存的一种，尼安德特人、直立人等都属于人类。
最早的人类大约250万年前出现在东非。他们迁徙到欧亚大陆，演化成了各种不同人种。
东亚的直立人是存活时间最长的人种，从200万年前存活到5万年前。我们智人大约距今15万年才出现。
弗洛里斯岛上曾经有种体重不超过40公斤的人种。人类在海洋水位低时来到此地，后来水位上涨，这部分人被困在岛上。岛上资源匮乏，身材矮小的基因反而成为优势，延续下来了。
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我们还要大。
大脑占我们身体总重量2-3%，静止状态下却消耗25%的能量，其他猿类大概只消耗8%。
人类虽然很早就会用工具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不在食物链顶端。人类早期石器的一大作用是敲开骨头吃骨髓，往往只能等待肉食动物把猎物的肉全部吃光离开，才能得到最后这一点唯一可食用的东西。
直到智人崛起，人类才站上食物链顶端。
大约30万年前，直立人、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已经可以熟练用火了，作为光源、热源和武器。他们甚至学会火烧丛林，然后去捡拾动物尸体和烤熟的坚果、根茎。而且，火的力量可以永久把丛林变为人类最适应的草原。
用火烹饪的能力减轻了人类消化系统的负担，可以把更多能量分配给大脑，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因此朝着更大脑容量的方向发展。
智人7万年前走出非洲、向全世界迁移的过程中，遇上了已经存在于欧亚大陆的其他人种。智人逐渐取代了它们的地位，这个取代过程是和平还是暴力我们无从得知，但是两者并非完全水火不容。化石DNA分析发现，现代人类DNA中包含了极少量其他人种的基因（大约不足10%），说明人种间存在少量基因交流。

认知革命

距今7万到3万年间，智人的演化道路发生了巨变，开启了认知革命。
认知革命之前，生物因素主导进化，决定生活方式。认知革命之后，文化因素主导进化，决定生活方式。
学术界普遍认为某次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思考方式，产生了新的语言。这种语言就是发生巨变的关键。
这段时间内，智人已经发明出了船、弓箭、缝衣针，形成了社会阶层，发展出了商业、宗教、艺术。
3万年前的智人遗址中可以发现明显不属于当地的物件，说明智人部落间有贸易往来。而尼安德特人的遗址则从来没有此类证据。事实上，贸易这种行为，只有智人能理解和从事。
不过，当时贸易交换的是代表身份地位的象征物。并没有食物、资源、工具的交易。每个部落仍然自给自足，这与今天的贸易还是两个概念。
智人语言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只有智人有能力描绘想象中的、没发生过的事情。
这种能力可以赋予一群人共同的想象，让彼此不熟悉的个体也能合作。这使得人类成为第一个有能力无限制扩大族群规模的物种，族群越发展越大、结构越复杂、越能诞生更高级的社会概念。
说谎和想象不是一回事，说谎不是人类的专利，青猴也会谎报危险吓走同伴，趁机独享食物。
想象的能力让人类突破了基因演化速度的限制。在环境和基因都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生活方式还能不断改变。
认知革命阶段的智人部落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，各不相同。部落规模大约几百人上下。
这个阶段的智人以采集为生，居无定所，频繁迁徙。他们的工具不多，对工具依赖也不强。
采集者到了资源丰富的地区也会定居下来，停止迁徙。渔村是最早的定居聚落形式，大约45000年前就出现了这种生活方式。
狗是第一种被驯化的动物，也是唯一一种在农业革命前被驯化的动物，在15000年前就已经有家犬了。而且狗是主动接近人类，主动寻求合作的。
采集者的信仰是泛神论，简单说就是万物有灵，包括非生命。所有灵都平等共处，人可以通过特定方式与其他灵沟通。
智人在45000年前来到了澳大利亚。其意义非常重大，这是智人第一次来到亚非生态圈以外的地方。
智人到来造成了澳大利亚的本土生物大灭绝。除了猎杀之外，智人也通过放火改变地貌。耐火的桉树在这场巨变中意外获得生存优势，四处扩张，考拉也搭上了这趟顺风车。
智人的学习能力使他们能够极快适应不同环境。每迁徙到新地点，总能改变生活方式，制造新的工具，以新遇到的生物为食。海洋水位尚低时，智人沿着西伯利亚一路迁徙到了阿拉斯加，随后席卷南北美洲。其他人种，即使是耐寒的尼安德特人，都无法深入零下50摄氏度的西伯利亚。

二、农业

农业革命

12000年前，智人开启了农业革命。
现代人类食物热量90%的来源物种，在公元前9500-3500年间就都已经被驯化了，都成为了家畜与农作物。
从采集社会到生产社会，不能用人类的知识进步来解释。生产者的生活比之前的采集者更繁重，食物的品种还反而变少了，营养不均衡和农业劳作还会导致身体疾病，智人的身体并不适应农活。相比之下，之前的采集者身体状况其实好得多。
当时的条件下，农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不如采集。少数几种作物和牲畜遭受天灾，对一个部落而言损失巨大。而采集社会由于食物来源的多样性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冲抵掉损失。
其实应该说是小麦、水稻、玉米等少数物种学会了利用人类，形成了共生关系，在人类的帮助下传遍全世界。
今天小麦在全球占地面积大约有225万平方公里，接近10个英国大小。
采集社会中，资源丰富，生育就早，存活率也高；资源贫瘠，生育晚，存活率低。大自然有一套人口调节机制，部落人多人少，不取决于智人自身的意志。
农业革命并不是智人的自愿选择，但关键是它农业打破了自然人口调节的限制，智人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土地。这种变化虽然对智人个体不见得有好处，却成功地加速扩大智人这一物种的规模，农业社会也凭借人口优势成了智人的主流社会形态。
采集者转变为生产者的过程非常微妙，没有明确界限。采集者部落可能迁徙到了有小麦的地方，收获小麦，同时四处采猎。运输小麦和放火烧林的过程中，又扩大了小麦的生长范围。他们每一次迁徙回到此地，都要花比之前更长的时间收获小麦。直到某一季他们发现不必再迁徙，定居下来。一切生计逐渐围绕小麦展开，聚落转变成生产者。
也存在另一种可能，并且有相应证据支撑：农业社会的开端，是少数部落的主动选择。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出自公元前9500年的一个采集者部落。英国巨石阵则出自公元前2500年高度繁荣的农耕部落。英国巨石阵已经是一项壮举，可见哥贝克力的部落完成的是远超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工程。
巨石阵并不具备什么物质上的作用，哥贝克力石阵的创造者，一定具有高度发达的信仰系统。可能正是信仰系统使得他们对粮食的需求远大于维持生活所需的量，采集社会无法满足，迫使这个部落选择了农耕生活。
最初被驯化的小麦中，有一个品种的发源地离哥贝克力石阵仅30公里。这极有可能不是巧合，他们是第一批学会种植小麦的智人部落。
游牧社会的出现道理也类似。这些部落主要驯化的是动物，而非植物。这个驯化的过程有两种形式：有选择性地从外部猎杀、保护、操控野生动物种群，接触越来越多形成共生关系。或者从捕获少数野生动物圈养开始，圈养数量越来越大，变成了特殊的家畜种群。
农作物与家畜的演化，在DNA延续方面无疑是成功的。但这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不同，两个物种在演化上仍有各自的选择余地，有能力彼此制衡。驯化物种的自然演化彻底停止，只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人为演化。这种演化单对它们物种自身而言，反而是不利的。

踏上虚幻之路

农业革命让人类大规模定居下来，开始用建筑、藩篱等设施与自然界划清界限。这也在人类观念中划清了界限，人类开始变得孤立，朝着摆脱自然、摆脱物理世界的方向一去不复返。
人的能力越来越大，可以掌控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要操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同时，时间越来越不够用，越来越需要排除自然界的不确定性，这反过来强化了定居生活。文明的一切都由此展开。
农民总是在为将来打算，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，确保自己的生存。但他们无法预料到，超需求生产带来的富余，最终成就了精英阶层，发展出了国家、军队、教会。被压制的农民，衣食富足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。而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，也从未被重视。
而且，资源的富余也不能杜绝冲突。人们只有对某些想象中的秩序准则达成共识，才能相安无事、合作发展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汉谟拉比法典与美国独立宣言发挥了同样的作用。法律、人权、钱、婚姻，都是基于共同想象，在物理上并不存在。
有几个重要原因，让人们并不觉得活在想象的秩序中有什么问题：
1. 它们和生活结合非常紧密，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。
2. 想象反过来塑造我们的欲望，指引我们方向。
3. 想象秩序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中，只要大多数人都相信，某个人的不同想法并不能影响什么。

解放记忆力

想象让人类社会大规模合作，开启指数式的发展。但还需要突破另一个局限：记忆力。人口规模在扩大，社会在变复杂，有些想象秩序已经复杂到单个人脑无法记忆了，在代代相传中也极容易遗失扭曲。
人脑不擅长记忆数字，自然界没有这个概念。复杂的社会恰恰需要记忆很大的数字，阻碍了想象秩序的进一步发展。
直到公元前3500-3000年间，苏美尔人开始使用文字记录信息，把部分信息记录工作放到大脑之外处理，打破了记忆力的瓶颈。
目前找到的最早的文字信息，内容是一条关于大麦数量的记账。
那时的文字还不能完整表意，无法表达生活中的一切信息。只能用于特定的专业领域，例如记账。和今天的音符系统类似。
结绳语就是这样一种文字。印加文明用这种方式记录数据，虽然他们也有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。西班牙统治者征服印加之后，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沿用结绳语。由于只有印加人能读写，数据真实性无法掌控，最终还是废除并改用拉丁文与数字。
公元前3000-500年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先后创造了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。但其中只有苏美尔、古埃及、古中国、印加发展出了辉煌的文明。因为只有他们找到高效的文字组织、检索方法，并且安排了专人抄写、管理这些资料。
细致的资料管理方法，和人脑的工作机制很不一样，非常需要逻辑、理性、抽象能力。这个工种的人，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适应这种新的思维方式。于是，理性开始在人类社会中生根发芽，占据一席之地。
理性思维迅速发展壮大。阿拉伯数字的发明，更让数据的存储和表达效率一日千里。它也成了跨文化的通用语言，虽然只能部分表意。

阶层社会

虽然想象现实与文字使得人类开始大规模协作。但为了保证大规模合作得以持续稳定进行，一定会牺牲平等性，产生阶层社会。
这个程度有重有轻，阶层的划分方式也各不相同：性别、年龄、财富、血统、信仰等。除了男女之分以外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其他所有的阶层并没有物理上的依据。而且每种阶层制度都会把其依据解释为某种“自然存在”的规律。
阶层让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简单。面对同阶层、高阶层、低阶层的陌生人时，不需过多了解就能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。抛开道德评判，阶层社会确实让社会运转效率提高了。
印度的种姓制度，由雅利安人入侵时划分的4种，发展到今天产生了大约3000种“迦缔”（出生）。如果有新的职业或群体出现，一定要划归到某一阶层，否则无法得到社会认可。虽然印度政府在努力推动平等，但是种姓观念仍然深入人心。
美洲奴隶社会选择黑人作为奴隶，而不是南亚或者其他地方的人，原因有三：
1. 横跨大西洋，运输方便。
2. 非洲奴隶贸易发展早，市场成熟。
3. 非洲人对疟疾等热带疾病免疫力强，这是殖民地农场主的选择。
性别产生的阶层现象非常特殊。这是唯一一个阶层社会共有的划分方式，而且几乎都是男性占优。
性别偏见的成因往往很微妙，难以判断最初、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理差异还是文化偏好。客观来看，应该这么理解：自然的可能性无穷无尽，它只负责允许，能，但也并非必须；文化观念则是有明确边界的，必须选择这个，那个虽然也行得通，但不自然，应该阻止。当然，这里的所谓“自然”并不能代表自然演化，而是神学、道德观念上的习惯认知。
世界各地文明发展，最终都走向了男权社会，这个结果似乎有某种共同原因。但是两种性别无论是从体力、倾略性、生存策略来看，都不能严谨地推导出这个结果，都存在有大量反例。此问题目前尚无确定结论。

三、融合

历史的大方向

文化在塑造社会与历史的时候，会受到环境变化影响。即使完全与世隔绝，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仍然有其内在的动力促使文化改变。
文化概念涉及面太广，总是无可避免有许多矛盾之处。人们试图去统一这些矛盾，这就会导致文化发生变化。
历史有一个确定的大方向，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它总是倾向于融合。相互孤立的文明最终都会互通文化，虽然也保持各自的独特之处，但这种差异相比融合来说太微不足道了。
公元前10000年前，地球上存在数千个文明。公元前2000年时，文明融合到只剩下数百至两三千个。公元1450年左右进入大航海时代，占地球九成人口的亚非文明开始急速吞并其他孤立文明。先后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、太平洋西南的大洋洲世界、南美的印加、澳洲并入囊中。
塔斯马尼亚文明是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这是澳洲南部的岛屿。人们在水位尚低时迁徙至此，随后被上涨的海水隔绝，数千年来成为了一个孤立的文明，对其他文明的存在已经一无所知了。
塔斯马尼亚是最后一个被吞并的独立文明。自此之后，全人类接受了一套共同的地缘政治体系、经济体系、法律体系、科学体系。
这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，但世界的文化互通也似乎不止这唯一可能的结果。世界并没有形成几个截然不同的文明，然后朝着差异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。如此看来，全球化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文化互通的一个典型表现是饮食的传播。今天世界各地的所谓传统美食，所用的食材多半都不产自当地，甚至原产地来自地球另一端。
人类是唯一会在意集体利于的物种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全球化之前，每个文明都有个清晰的地理和心理边界。边界之内的才是自己人，并不在意其他人的利益。
商业贸易、帝国侵略、宗教传播这3种力量打破了这些边界，开始对全人类一视同仁。

商业融合

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，让人口聚集形成市镇，某方面的专业人士有足够大的市场可以养活自己，彻底脱离农业生活。
同时小村落也找到了自给自足以外的生存可能，开始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，发挥比较优势专门生产少数几种产品，其他所有必需品全靠交换，不再自己生产。
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，导致贸易的需求与数量显著上升。物物交换的局限性暴露出来了，换算困难无标准，并且很难保证双方对对方的货物都有需求。
货币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，也有集中供给统一分配的方案，比如计划经济制度。印加帝国曾经使用过带有这种特征的制度，结果还挺成功。
当然，货币还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案。大约4000年前，非洲、南亚、东亚、大洋洲就都不约而同使用贝壳来作为货币。
直到20世纪初，英属乌干达甚至还接受用贝壳缴税。
没有货币的地方也会自发形成货币，比如监狱和集中营里则常常用香烟作为货币。
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铸币，除了发行印有基督教元素的钱币，也会铸造印有伊斯兰教元素的钱币从，供穆斯林使用。反过来穆斯林世界也会铸造基督教元素的钱币。没有谁觉得这有违教义。
这正是货币的神奇之处，没有人会拒绝它，它不带任何政治、文化、价值偏好。哪怕上面印了文化元素，它本质仍然是绝对中立的。
理想货币需要具备的特征：稳定不变质、易储存、易携带。
货币建立在互相信任上，最早的货币还没有这样的大范围信任，所以它本身一定具有实际价值。苏美尔人的麦元是最早的货币制度，公元前3000年左右与文字同时期出现。麦元就是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作为衡量标准。
固定量就是关键所在，所以早期的货币一定伴随着度量衡的发展。当时苏美尔人最普遍使用的货币单位是席拉，大约等于今天的一升。并且因此产生了标准容量的碗，以便于在交易的时候精确衡量。
大约公元前2500年，货币开始摆脱实用价值的限制，人们意识到便捷性的重要，转而使用一些没有实际价值、却便于储存和运输的事物作为货币。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银舍客勒制度。
银舍客勒并不是标准形状的钱币，而是具有一定重量的银子，不管形式，只管重量。
随后在公元前640年，货币开始进一步标准化。土耳其西部的Lydia王国铸造了史上第一批硬币，硬币上标明了发行者和其中包含的物质成分。
此举简化了交易。人们不必再去每次都称金锭银锭的重量，数数量即可。也不必再过分费心鉴别真伪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货币开始与政治权力挂钩，这是最早的法币。同时由于税收系统高度依赖货币，政治与货币间的关联便不断地被强化，越来越无法分割。
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古罗马的迪纳厄斯银币。由于古罗马的强盛，即使是超出它政治势力范围的地区，人们同样乐于接受它的货币，比如遥远的印度。可见政治影响力决定了货币的影响力。
换个角度看，货币的影响力总是走在政治影响力的前头。有货币在前方开路，人类统一融合速度大大加快了。随着文明间的交流，世界逐渐统一接受了基于黄金白银的货币体系。
为什么货币体系会走向统一？这其实也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。把货币也看作一种商品，就很好理解了。如果某个地方的人对黄金白银没什么兴趣，那么商人就会大量采购当地的黄金白银，转到其它市场去使用，这种套利行为会拉平世界各地黄金白银的价格，使货币本身的价值标准化。
正因为货币具有万物可换、人人相信的特征，它天然带有一种将一切都市场化的趋势。然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我们相信有许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。这两股力量的拉锯，在维持着社会的平衡。

文化融合

帝国有两点关键特征：多个独立民族的组合、可变化的疆域。规模、政体、是否依靠武力征服等其他因素无关紧要。
帝国的这两种特征，使得它可以用单一的政体连通越来越多不同的文化，大大减少了文明的多样性，促进人类的融合。
现代人对帝国颇有微词，认为它统治效率低下，并且剥削压迫、残暴不仁。然而历史证明，在过去的2500年间，帝国是最稳定、最广泛接受的政治形式。
帝国制度的一大创新，就是从观念上打破了文化之间的界限。统治者往往有征服全世界的理想，会把臣服的民族当做自己文明的一部分。统治民族拥有特权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为臣服民族考虑。文明就此推倒了思想上排外的围墙。
帝国制度并不是孤例。世界各地的文明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帝国制度，它是文明演化的一个必然阶段。一旦形成过统一帝国，即使衰败分裂，各民族也不会甘于各自为政，再次统一是迟早的事。
独立和自由是现代的观念。在过去很长时间内，被歌颂的总是那些强盛的帝国王朝。统一才代表着稳定和繁荣，才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。
帝国境内的文化传播，比跨文明传播要容易得多。加上统治者往往还会刻意推广某种文化，虽然初衷只是为了自己统治方便，文明交流的速度却大大加快了。
虽然统治民族占有最大的话语权，但文明交流并不是他们自己文化的单向输出。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。
文化融合的过程充满了艰辛。对被征服的民族来说，一方面，自己的文明被摧毁，被踢出了主流文化；另一方面，又无法马上消化统治民族的文化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在帝国中都处于边缘地位，不能被真正认可。政治中心地带的居民，瞧不起地方口音，就是一种典型表现。
为了获得平等的地位，被统治的民族也会主动去接受主流文化，逐渐渗透进统治阶层，共同推动文化演进。统治民族自身也因此失去了独特性，最终彻底融合，无法区分彼此。
这样的文明形成之后，就脱离了统治民族的掌控。即使帝国死了，文化还活着，各民族会把文明延续下去，产生新的帝国，吸纳更多其他文明。
这样的趋势即使在今天也会继续发挥作用，模糊现代国家之间的界限。在解决经济、环境、法律等全球性问题时，各国政府不得不更紧密合作。跨国企业、多国合作组织、区域经济体就是最好的体现，国家也在以一种非政治的形式合并。

信仰融合

社会秩序建立在人类的想象之上，人们清楚知道它是由自己创造的，当然也可以被改变，所以它们其实很脆弱。宗教却是一种很特殊的秩序，人们相信它是由超越人类的力量创造的，是无法改变的真理。于是宗教秩序非常稳定，对人类的融合起了重要作用。
能做到这一点的宗教有两个特征：对全人类一视同仁、传教。公元前1000年间，才陆续出现这样的宗教。实际上，历史上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区域性的，并且是排外的。
在古老的泛神论时代，人们信奉的神明总是源自当地的自然环境，比如神树、神石、神鸟之类。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各不相同，这种信仰即使传播到其他地区，也是无效的。
此时的人类虽然以其他物种为食，但是仍然认为众生是平等的，在精神上可以相互沟通，共享一片栖息地。
进入农业时代，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控制力大大增强，观念上也不再平等对待，而是将它们作为所有物。但是事实上，人们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，农作物会欠收，牲畜会生病。一种主要的理论认为，神明就是当时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。祭拜神明，让神明替人类照料它们。
随着社会发展人口聚集，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，人们便给神赋予越来越大的能力。以前那些太过具体、能力范围有限的神逐渐丧失地位。
泛神论发展到后期形成了多神教，像古希腊、古埃及的宗教，都有掌管生育、掌管气候、掌管战争的神，分工很细，满足文明方方面面的需要。此时的神明与人类不再是平等的，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。
多神教可以帮助人们应对更大的问题，但是泛神论在民间依然有效，因为普通百姓面对的仍然是小事。
神的力量越来越大，人类的地位在宗教观念中也水涨船高。在泛神论的观点看来，人类还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。而到了多神教里，人类对世界就有了重大的决定权，世间的福泽与灾祸，完全由人类的祷告祭拜与日常活动决定。
并非只有一神教的神是至高无上的，多神教也有这样的角色。其代表的是世界的终极规律，可以体现为凌驾于诸神之上的某位神明，或者是神也无法摆脱的命运。但是这种冷冰冰的终极规律没理由关心人类世界的各种活动，人们祭拜它无利可图，还是会去祭拜那些有确切分工的神。
多神教比一神教更包容温和。人们同时相信许多不同的神明，也很容易接受其他宗教中的神明存在。两种不同的多神教几乎不会产生冲突，可以和平共存。古罗马人的宗教就吸收了亚洲和埃及的神明。
基督教在古罗马的处境就很不一样。由于它不承认古罗马的守护神，也不承认皇帝的神性，一度被视为政治上的叛逆而遭打压。不过这种打压与后世的基督教徒之间的迫害，以及基督教对其他宗教及无神论的迫害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早期的一神教中，神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完美存在。它还是像多神教中那样，存有私心和自己的偏好。比如犹太教，认为神只会护佑犹太民族和他们的属地，没有任何传教的意义与动机。
当今世界的主流一神教都信仰唯一的全能的神。认为多神教中那些只有部分能力的神不可信，无法代表世界的真理。于是天然排斥其他宗教，极具攻击性。多神教的温和导致了它们在竞争中落败。
不过就像泛神论在多神教中得以延续，多神教实际上也变换了形式，继续存在于一神教中。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有各种世俗需求，小神们依然有市场。即使人们总体上接受了一神教，各个地区、各种职业仍然崇拜自己独特的神，或者说圣人。这些神或者圣人，很多来自于先前的宗教，人们很轻松地将其改头换面，融入到新的一神教体系中。
除了一神教，还有一些二元论宗教兴起，盛行了上千年。这种宗教认为世界有两种对立的神在较量，比如善与恶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压制对方，双方共同决定世界的运行。波斯帝国的宗教就属于这种类型。
二元论宗教解决了一神教难以解释的问题：恶从何来？但是又引发了新的问题：两种力量较量，背后的法则又是什么？
二元论宗教虽然在竞争中败给了一神教，但是它的思想却留了下来。各种一神教里往往都还有类似撒旦的角色，不受神的控制，与神作对。纯正的一神教怎么会允许教义中有这样的角色存在？
二元论宗教中还有一个观点，把物质与精神、身体与灵魂区分开。认为物质与身体是恶，精神与灵魂是善。这种思想在一神教中也被保留下来了，因为它有助于解决恶从何来的问题。
所有这些二元论的观点，其实在圣经旧约中从来都没出现过。
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一神教，实际上融合了泛神论、多神教、二元论等各路宗教的特征。就像文化的融合一样，矛盾却统一。在宗教上有个术语描述这种现象：综摄。
宗教并非只有神和超自然力量，还有许多宗教崇拜的是一种自然法则。即使这些宗教中有神的存在，神也需要遵循自然法则。儒释道皆为此类。
佛教就是典型的例子，虽然释迦牟尼本人被后世人神化，但是佛教崇拜的是他悟出的自然法则，而非他的无上神威。
当然，绝大部分的信徒仍然无法达到这个境界。人们还是需要解决种种世俗的问题，佛教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了众多神佛菩萨，融入了多神教的特征。
宗教的概念进一步推广，抽象为信仰，涵盖的范围就更广了。民族主义、资本主义等概念，与宗教在性质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
宗教信仰崇拜的是神，人文主义信仰崇拜的是人类这个物种，认为人类与其他的物种有本质上的不同，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，一切行事原则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重。
人文主义信仰分为三大类型。自由人文主义崇尚自由与人权，认为人的个体是神圣的，应该保护每个人内心的自由；社会人文主义崇尚平等，认为不平等意味着某些外在因素超越了人类的本质，这是不可接受的；演化人文主义崇尚进步，认为人类个体既不神圣也不平等，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，应该优胜劣汰。
前两者的思想源头都来自一神教的同一个观念，相信人类拥有自由不朽的灵魂，用无神论的口吻来说，就是某种不变的内在本质。我们今天所有的自由民主观念、政治司法系统，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。至于演化人文主义，在纳粹战败后便抬不起头，后来的科学发展也将其证伪。
不过，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正在一点一点地斩断前两者思想源头。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灵魂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。现代政治和司法的根基动摇了，只不过人们选择视而不见。

并没有什么必然

用我们后世人的理解去解读历史，对于人类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往往能找出一大堆的解释和佐证。但是我们无法验证历史的其他可能，如果历史走了另外一条路，我们依然能为它找到大量充分的依据。
历史是二级混沌系统。一级混沌系统是指，对其预测不会影响结果，比如天气。二级混沌系统，对其进行预测，就会改变结果。
历史无法排除可能性，仅仅能证明可能性。
历史也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发展。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，让世界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，长期来看结果也未必如我们所愿。
迷因学认为，文化模式也像基因一样，虽然没有自主意识，但有自己的利益诉求。它们以人为载体传播、复制。只要能帮助它散播到全社会，就是对它有利的。至于作为载体的人类的利益，它们并不在乎。
社会科学中，博弈理论也有类似的观点。虽然某些行为模式会损害每一方的利益，但大家最终还是会选择它，它就是有办法生存下来。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四、科学

认知的觉醒

承认无知

公元1500年到21世纪间，全球人口增加了14倍，生产总值增加了240倍，消耗能量增加了115倍。
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，这是地球生命首次离开大气层，是演化史上的壮举。
在科学革命之前，社会资源的调动仅仅是用来维持现状。还没有哪个文明以社会进步为奋斗目标。
现代科学与之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：
1. 承认自己的无知。旧的知识也有可能在某天被证明是错的，再也不存在绝对权威。
2. 讲求证据和数学。通过观察和计算发现规律。
3. 取得成果改变社会。科学不仅是求知，还会发展出具体的技术和产品，推动社会变化。
各种古老的知识体系，都认为存在一个神或者圣人，知道世间全部的知识。重大问题，问智者就行了。无关紧要的事，神或者圣不屑于告诉人们，不会有人深究。既然重要问题都有了答案，不必再去验证和求知了。
在现代科学的体系中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或者一派理论敢说自己知道了全部的知识。但是既然没有任何事情绝对正确，整个社会要如何运作呢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只能靠两种不科学的方法：
1. 宣称某个观点是绝对真理。
2. 绕过科学，从人文主义角度声明主张。
虽然任何科学结论都无法确保百分百正确，但人们相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绝对真理，这几乎又成了一种宗教信仰。
古老的知识体系常常用故事构成理论，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数学。
牛顿三大定律第一次让世人意识到，复杂的自然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来描述和预测。从那以后，许多学科都效仿。虽然生物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不能完全用数学描述，但数学因此发展出了新的分支：统计学。
1744年，两位苏格兰教士打算成立一个寿险基金，筹集教会牧师的资金从事投资，同时保障教士家人。他们需要计算基金规模，预估理赔比例和数量。这些问题神学帮不上忙，只有统计学能解答。
他们运用当时统计学刚发展出的概率计算方法，用历史数据准确估算出了基金的规模，和实际数值竟然只差一英镑。这种方法，后来成为了精算学的基础，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概念。
统计学反过来推动了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。
从中世纪到现在，教育的核心从逻辑、语法、修辞，转变到数学语言。

科学技术带来力量

非科研人员更关注实用性。科学成果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利，人们对于知识就是力量深信不疑。
科学与技术，在公元1500年前还是毫不相干的概念。从17世纪开始到今天，这两者才被紧密联系起来，甚至被混为一谈。人们现在普遍认同科学知识能推动社会变化，甚至觉得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意义。
从前获得新技术的方法，多由试错产生，属于偶然发现。不是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得来。
大量的科学成果来源于战争。在一战中，科学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坦克等新式武器，打破了堑壕站的僵局。在二战中，原子弹的投放，让全世界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。
近代才开始重视军事科技。19世纪以前，军事的变革主要在于组织方式的变化。科技水平对胜败起不了决定性作用。少有人认真考虑制造或扩大科技的领先优势。
古罗马军队有超高的组织效率和纪律，以及后备力量。即使古罗马军队穿越时空，与500年后的君士坦丁作战，仍可一较高下。再看近现代，500年前就是明朝。
中国发明火药是炼丹过程中偶然产生。由于轻视技术，火药长年来主要用来生产鞭炮。即使蒙古大军兵临城下，也没有任何一位宋朝皇帝想到发展热兵器来抗敌。火药发明大约600年后，大炮才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。

相信社会的进步

在科学革命之前，多数文明从没想过自己能进步。他们反而觉得世风日下，因为没有遵照先贤的指引。
多数宗教都预言了将会出现救世主，来解决一切问题。但像巴别塔、希腊神话的伊卡鲁斯、犹太传说的活假人，神话故事都在告诫人类，企图超越极限会招来灾祸。
科学改变了人类的观点。问题目前没有解决，只是没找到方法而已。
闪电在多数文化里，都被认为是神的愤怒，用来惩罚罪人。弗兰克林发明避雷针，连神的愤怒都能化解，对旧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。
贫穷在各种文化中，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存在。但今天我们基本都相信，生物性的贫穷一定可以消灭。

挑战死神

各文明自古以来都认为死亡不可避免，许多宗教都将它当作生命的意义。
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神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好朋友过世，他守在朋友的遗体边许多天，直到遗体长出了蛆。吉尔伽美什因此决心战胜死亡。他前往世界尽头，击败了各种危险的敌人，来到了阴间。历经阴间的重重困难后，他最终失败而归。了解到死亡是不可战胜的，只能接受。
如今，这个问题已经能被拆解成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，想办法攻克即可。
今天的医疗水平前人无法想象。1199年，狮心王理查因为左肩中箭，感染形成坏疽蔓延全身，两周后就死了。这在今天只是个轻微的皮外伤。
即使到了19世纪，士兵受轻伤还是需要截肢，防止坏疽蔓延。滑铁卢战役第2天清早，野战医院旁边，甚至因为截肢而出现了手脚成堆的景象。当时许多截肢手术是由木匠和屠夫完成的。
20世纪以前，农业社会有1/4到1/3的孩子无法活到成年。
以英国为例。17世纪时，15%的新生儿活不到一岁，1/3的儿童活不到十五岁。今天，5‰活不过一岁，7‰活不过十五岁。
13世纪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，与他的皇后两人身体健康。他们的全部子女中，一直没有儿子能顺利活过童年，继承王位。直到第16个孩子出生，才有了爱德华二世。4个儿子和6个女儿都在成年前夭折。

社会对科学的帮助

政界商界的巨额资助，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但这些资助往往出于功利目的。
各个文明在不同时代，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有明显偏向。决定科学发展进程的往往不是科学家。
科学本身对于不同领域的课题谁更重要，无法作出判断。但是政治、经济和宗教可以。
如果想要了解一项科学成果是如何达成的，除了要研究参与的科学家，还要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思想、政治、经济力量。

与政治的相互作用

科学与帝国

地心说和日心说竞争的那段历史时期，人们寄希望于金星凌日现象来验证结果。通过在地球不同位置观察金星凌日现象，各地持续时长不同，根据三角函数能够精确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。
当时的两次金星凌日现象，分别发生在1761年和1769年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769年那次。
绝大部分的观测点都在大陆上，西伯利亚、北美、马达加斯加、南非。英国皇家学会认为这不够，南太平洋还需要设一个观测点。于是出资派出一支由库克船长率领的考察队前往塔希提岛，并且配备了最先进的仪器设备。
除了观测金星凌日，1771年回到英国时，考察队也带回了大量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气象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人类学资料。
当时的远航往往有一半船员死于坏血病，而人们并不知道原因。1747年就有医生做过实验，证明吃柑橘类的水果能让坏血病患者康复。而水手们通常只吃饼干和牛肉干，缺少维生素C。
库克船长有意随船携带了大量酸菜，并且命令水手每次上岸就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。结果没有一个水手因为坏血病丧命，开了航海史上的先河。接下来的10年里，此法在各国海军里普遍运用。
这次航行不仅仅是科考行为。库克船长本人是军官，船和士兵也由海军赞助。所到之处都宣称归英国所有，为后来英国占领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塔斯马尼亚奠定了基础。
现代文明给澳洲的原住民带来灭顶之灾，人口锐减90%。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绝大部分被灭族。残存的少数人被赶到了集中营，传教士希望让他们接受现代文明。塔斯马尼亚人拒绝学习，放弃生育，彻底灭绝。灭绝之后，最后几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遗体还长期被研究和展览。百年后，身体各部分才被归还，得以安葬。
在当事人看来，科学和帝国就是一体的。

欧洲的崛起

直到15世纪末，欧洲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。即使是到了1775年，亚洲仍然占全球经济总额的八成，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量的2/3。
18、19世纪的战争，才终于把全球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欧洲。1950年，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一半以上，而那时中国只剩5%。
欧洲文明建立了全球的新秩序。现代全世界人的穿着、观念、审美，以及政治经济的运行方式，基本都来自欧洲文明的输出。
欧洲文明这种遥遥领先的科技优势，直到1850年左右才形成。但是欧洲的海洋霸权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。每当先进技术出现时，欧洲诸国都会奋起直追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无动于衷。
观念的差异才是拉开差距的真正原因，其他地方的文明缺少西方的价值观、司法系统、社会结构。这套观念在西方世界花了数个世纪才发育成熟。其他文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接受的。
19-20世纪重要的科学突破几乎都来自欧洲。因为欧洲文明渴望探索，认为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。
欧洲帝国与其他文明帝国，观念上有本质区别。其他文明的征服是为了传播价值观，积累资源。欧洲帝国的征服，还为了新知识。
早在库克船长之前，15-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就已经抱着这种观念了。他们一路发现，也同时一路征服。
随后，探索和征服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。到18-19世纪时，几乎每一趟军事远征，都有科学家同行。拿破仑1798年攻打埃及时，就带了165位学者。这群学者甚至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：埃及学。
1831年，英国皇家海军派出舰船，前往南美勘测海岸图，用于在未来的海战中获得优势。船长自己也是个业余科学家，他想要再带一位地质学家，沿途研究地质构造。最后是年仅22岁的达尔文随船出行。船长一边绘制军用地图，达尔文一边孕育着他的演化论。
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林登月的几个月前，阿波罗11号航天员在美国西部的沙漠里训练。当时有一个传说，说航天员遇上了当地的原住民，有个老人问他们在做什么。航天员说他们属于一个探险队，不久就要上月球了。老人说，能不能帮他给月亮上的圣灵带个口信。老人说了一堆母语，让航天员背下来，但不告诉他们话里的意思。航天员回到基地，找了一位翻译才知道，这话说的是：“不管这些人跟您说什么，千万别相信他们。他们只是要来偷走您的土地。”

地图的演变

各文明在了解到地理全貌之前，都有各自的地图。未知的区域要么干脆省略，或是用一些想象中的怪物奇景代替。他们只关心自己掌控中的世界。
15-16世纪，欧洲人的世界地图上开始出现空白。这一转变表明，他们的观念开始接受未知的存在。
哥伦布1492年从西班牙出发时使用的地图，并没有美洲和太平洋的存在，也没有空白。他出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前往东亚的航线，错把北美当成印度。
在那个时代，欧洲人几乎不会想到地图有错。连圣经中都只提到过非洲、亚洲、欧洲，难道还有圣经不知道的世界吗？直到过世，哥伦布都不相信自己犯了错。
意大利水手亚美利哥·韦斯普奇首先提出美洲是新大陆。1507年，制图师马丁·瓦尔德泽米勒在亚美利哥的理论基础上出版了新的世界地图。他误以为亚美利哥是这块大陆的发现者，所以在地图上给它命名America。
南北美两个大洲，全球1/4的陆地，名字却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人。他其实只做对了一件事情，敢于说出“我们不知道”。
新世界的发现激起了欧洲人的求知欲和征服欲。也用事实证明了古老的知识有它的局限。从那以后，世界地图开始出现空白，并随着探索发现不断填补完善。
地图的空白，让欧洲人前赴后继去探索新世界，填补空白。15-16世纪，欧洲的贸易网络已经连通了全球，开始扮演人类文明的整合者。
欧洲文明征服世界，这段历史我们习以为常，却忘了它其实很特殊。其他文明没有哪一个会想到去征服一个远在天边、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文明。古代帝国，可以说只是地方事业。
虽然郑和下西洋时代更早，规模也更大。但都从未试图征服其他文明，也没有输出中国的政治文化，把不同文明连成更大的世界。7次下西洋得到的技术和地理知识，最终没造成多大影响。

陌生的侵略者

西班牙人接连灭掉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时，这两个美洲的帝国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
即使是阿兹特克帝国内部，消息也非常闭塞。西班牙人在20年内占领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，原住民都变成了奴隶。恶劣的工作环境或是疾病，几乎把他们灭绝了，西班牙人不得不进口非洲奴隶。等到西班牙人踏上墨西哥本土时，大陆上的阿兹特克人竟然对加勒比海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
阿兹特克帝国一直相信自己已经了解了全部世界，西班牙人的到来，对他们来说就像外星人一样震撼。
阿兹特克帝国当时的卫生条件远高于西班牙，西班牙人对他们来说，有一种难以忍受的体臭。所以西班牙人无论到哪，当地人都要派人带着熏香随行。而西班牙人还以为这代表着荣耀。
西班牙人的大船、马、枪炮、刀剑和铠甲，更是让阿兹特克人震撼。有人认为他们是神，也有人认为是恶魔、逝者灵魂或巫师。阿兹特克人非常迷惑，但是并没有立刻打算消灭他们。他们无法想象区区这500多人能有多么强大的力量，因此没有太担心。
西班牙人对于阿兹特克也同样一无所知。但他们至少有征服其他文明的经验，并且做好了准备面对未知的文明。
西班牙探险队谎称自己是使臣，在当地人带领下来到了阿兹特克首都，面见了蒙特祖玛二世。探险队忽然当场发动攻击，杀光了守卫，皇帝成了阶下囚。
阿兹特克文明高度中央集权，西班牙探险队就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持续了好几个月。在这期间，西班牙人也在不停的训练翻译，收集情报。
阿兹特克的精英贵族最终起身反抗。推举新皇帝，暂时赶走了西班牙人。而西班牙探险队则从情报中找到了帝国内部的嫌隙，以此制造分裂，笼络了大量帝国的属民。并最终凭借这股力量，再次占领首都。
随后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来到了墨西哥。等到帮助攻占首都的阿兹特克人看清真相，为时已晚。只能被迫接受更加贪婪的西班牙人统治。
在这短短百年间，美洲原住民人口减少了九成，主要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。
而欧洲人再入侵印加帝国时，甚至只有100多人。但由于有了先前的经验，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手段如法炮制，印加帝国也被一举拿下。
死于狭隘的文明不止是美洲这两个。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、波斯帝国、莫卧儿帝国和中国，都听说了欧洲有重大发现，却没人在意。没有哪个帝国打算走出亚洲，去和欧洲文明争夺美洲和海洋。
欧洲以外的文明中，第一个派军出征美洲的是日本。这已经是二战期间，一支日本远征军占领了阿拉斯加海岸的两个岛，俘虏了10名美军士兵和一条狗。
在中国发行的地图上，直到1602年才出现美洲，而且这还是欧洲传教士画的。
300年间，欧洲人完全主宰着美洲、澳洲、太平洋、大西洋。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，最终有能力击败亚洲的各大帝国。
到20世纪，欧洲以外的文明终于开始具备全球意识，欧洲霸权逐渐崩溃。即使是压倒性的优势，欧洲文明也有可能在进攻一个小国时战败。典型如越战。因为小国也学会了引导全球舆论，同时在国际上拉拢敌人的敌人。

征服过程中的科学探索

征服和科学研究有相同的动机：探索和掌控未知。它们的做法也十分类似。
穆斯林征服印度时，没有对印度本土的文化、历史、自然做任何研究。而英国征服印度后，研究足足持续了60年。甚至连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度也是此时测量出来的。
英国在印度的研究，不仅收集对于统治有帮助的信息。也会调查罕见的蜘蛛品种、失传的印度语言、被遗忘的废墟古迹。
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中，曾经有一座大城，在印度语中叫做死亡之谷。公元前3000年繁盛一时，公元前1900年被摧毁。后来的孔雀王朝、笈多帝国、德里苏丹、莫卧儿帝国，都没有关心过这里的故事。英国考古队在1922年发现了这片遗迹，挖掘研究。而这正是印度最早的伟大文明。
楔形文字在中东使用了3000年左右，大约在11世纪初，就已经没有人能读懂楔形文字了。之后的原住民也没有尝试去破译它。直到1618年，西班牙驻波斯大使在一次参观古迹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楔形文字。问了一圈，居然没人能看明白。发现了未知文字的消息传到欧洲，让欧洲学者好奇心大作，展开了各种记录和破译工作。
19世纪30年代，英国军官亨利·罗林森被派往波斯协助训练军队。他四处游览时，看到了一处悬崖壁上的铭文。这是公元前50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命人刻在这里的。并且用了古波斯语、埃兰语、巴比伦语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，当地人没人能读懂。罗林森率人把他们抄下来，送往欧洲。他自己工作之余也在不断破译这些文字，最后终于让他破译了一部分古波斯语，因为古波斯语和现代波斯语比较接近。楔形文字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敞开。
威廉琼斯在1783年前往印度，担任孟加拉地区最高法院法官。他对印度深深着迷，成立了亚洲学会，致力于研究亚洲的文化、历史和社会，印度是重点研究对象。经过了两年对梵文的研究，他指出，梵文和希腊文、拉丁文惊人相似。这些语言也都和哥特语、凯尔特语、古波斯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英语完全吻合。他是第1个发现印欧语系体系的人。
琼斯的研究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发展出一套能够系统化的比较语言的方法。这个学科叫做比较语言学。其他学者也可以采用这套方法，来研究世上各种语言的发展。
欧洲帝国也发现了语言学的好处。了解和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，有助于巩固统治。对于当时英国派驻印度的官员，印度的语言、宗教、文化是必修课。这些征服者对于殖民地文化的了解，甚至连当地民众都自叹不如。
科学本身也能从思想上让帝国合理化。他们相信学习一定是好的，代表积极和进步。因此侵略行为也在观念上找到合理的解释：帮助落后文明进步。
当然事实并非如此。1764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地区，统治者除了横征暴敛之外无所作为。短短几年后就爆发了大饥荒，持续了4年。1/3的该地区百姓丧生。
欧洲帝国给殖民地带来了更先进的科技，更好的民生条件，也带来了压榨和动乱。两者同时发生，彼此依存。
也有许多科学成果被用于政治目的。语言学、人类学的一部分学者收集证据，证明欧洲人在人种上优于其他民族，因而有权利和责任统治他人。他们从语言学上找到线索，提出印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文明都是雅利安人所创。人类学家再更进一步，提出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，而是一个生物上的种族，天生有勤奋进步的特质。这套观点就发展成了种族主义理论。
今天已经没人敢再公开提出种族主义主张了。但种族的歧视，转变成了更为隐性的文化歧视。文化主义往往把某个民族的优秀成果，仅仅归功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文化。
从生物学上推翻种族主义很容易，有大量证据。但是从历史学上要推翻文化主义，就没那么简单。

与经济的相互作用

经济原地踏步的怪圈

历史上大多数时候，即使经济总体有增长，人均产值还是维持不变。
1500年，人年平均产值大约550美元。今天这个数值则达到了8800美元。
但是这并不代表现金增加了这么多。因为同一笔钱可以存入银行，借出，流通一圈，再存再借。银行实际拥有的现金始终就是这一笔，但每放一次贷款就向社会提供了一次资金。而贷款又确实推动了商业的发展。只要不出现挤兑，银行就安全无虞。
商业银行就是靠着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盈利。以少量存款利息为成本，获得大量贷款利息收入。
这看起来像是庞氏骗局，但也可以说是人类共同想象力的杰作。即使储户知道存贷比的道理，仍然会选择信任银行，不担心挤兑。人们越是信任，挤兑就越不会发生。
银行的信任链条是这样的：储户信任银行，相信自己的存款随时可以兑现。银行信任贷款者，相信贷款者未来有能力连本带利归还贷款。对未来的信任，是银行业的根基。
在现代文明以前，金钱只能交换实际存在于当下的事物。而创业是一种投资未来的行为，创业得不到金钱支持，经济就很难发展。人类文明在这种困境里困了几千年，经济水平并没有显著变化。
现代文明把信用也作为一种金钱，用来发展生产，让人类掌握了预支未来的能力。
从前的文明并不是没想到信用的作用，也不是找不到使用的方法。关键的区别在于，当时的人们并不相信未来会更好，他们只想维持现状。古文明认为财富总量是有限的，只会损耗，不会增加。
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，经济是个零和游戏。有人发达，就有人吃亏，不存在共赢。所以许多文化都认为赚钱是种罪恶，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。
在旧观念中，因为信用没有价值，没有创业环境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。所以人们从未想过经济可以发展，富人也不愿意借出贷款。造成了这样一个原地踏步的循环。

走出怪圈

科学革命让人意识到了进步的概念，只要投资研究，一切就能变好。这个概念很快就被应用到了经济上，人们相信地理发现、科技发明、组织发展能提升人类财富总量。开拓新领域，并不会侵蚀旧领域。
进步的概念让人信任未来，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。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，人们因此更加信任未来。经济开始走入正向循环。
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，也是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。亚当斯密提出，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，正是每个人的私心。每个人只要尽可能获得更多利润，就会顺便为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。
这也推翻了零和游戏的观念，利己行为同时也可以是利他的。打破了一直以来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的处境。
这个理论也有前提，就是利润要继续用于扩大经营，才对社会有价值。于是也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道德标准，富人的所得要拿出来用于社会生产。
从前的人们可不这么想。因为从前人不觉得生产活动能带来多少利润。中世纪贵族崇尚的伦理是，为人慷慨、消费奢华，把收入都用在社交、政治、慈善、宗教上。
相比旧时的贵族，如今资本家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低的惊人。
不仅富人如此，普通人也津津乐道于投资，关心财富的增值。政府的管理也接受这套观念，总是以发展为目标。
经济观念开始影响人们的教育、价值观。经济发展成了一种毫无疑问的绝对真理。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宗教。
反过来，经济观念也同时在决定着科学的发展方向。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贡献的研究，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。
经济蓬勃发展，背后的根本支撑力量，是科学上的新突破。同时银行和政府也在疯狂的印钞票，指望资助更多的科学突破，创造更多全新的产业，来维持住经济增长的总体势头。

经济与欧洲文明崛起

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亚洲经济发展密切相关。直到18世纪晚期，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强权。但是亚洲的政权对信贷都不重视。亚洲文明的征战，经济来源往往是税收和掠夺。
欧洲政权则拥有商业的思维模式，甚至干脆就主要由银行家和商人统治。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信贷，征服行为变成了一种大众投资，获得的收益向大众分红。征服行为全民参与，效率大幅提高。
亚洲文明的扩张往往会搞得民穷财尽，政权飘摇。亚洲文明扩张到一定程度，会自己崩溃并停下。而欧洲统治者提供信贷，支持商人远征。远征获得的巨大收益使统治者信任有加，提供更多信贷。欧洲文明的扩张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
但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有丰厚回报。英国人就曾经浪费大量资金，试图寻找从北极通往亚洲的航道。结果都无功而返，甚至都没回来。
于是为了增加投资人数，分摊风险，投资的方式从某个大富豪的个人行为，变成了大众参与的股份有限公司。
西欧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金融系统，可以在极短时间筹措大笔资金。这种募资的方式，效率远远超过统治政权的行政力量。
荷兰的崛起，乃至最后取代西班牙、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，正是因为信贷的力量。荷兰人对陆战不感兴趣，请雇佣兵来负责与西班牙陆地作战，自己则是大力发展航海。
荷兰人充分利用了新兴的金融系统，坚持准时全额还款，维护了信贷系统的公信力。荷兰司法独立，充分保护个人权利，尤其是私有财产。而与此同时，西班牙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权则在破坏他们的信贷体系。国王经常拖欠甚至拒绝偿还，于是他们越来越难筹措到经费。投资者也慢慢意识到，和商人打交道比和国王打交道轻松和划算得多。
股份的交易，在荷兰催生了世上首个证券交易所。
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史上有名的股份制公司，投资回报率非常高。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亚洲贸易，也资助军事行动，打击对手与海盗。最后甚至直接攻下了印度尼西亚。
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，最初只是进行正常贸易。但为了保护商业利益，东印度公司开始攻击那些提高关税的当地政府，同时也与竞争对手交战。商船队伍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，配备大炮，招募佣兵，修筑堡垒。当时的佣兵市场成熟而完备，商业公司靠雇佣兵建立起一个帝国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与此同时，荷兰西印度公司也在美洲大展身手。为了掌控哈德逊河这条重要的商业通道，西印度公司在河口小岛上开拓了殖民地，名为新阿姆斯特丹。最终这个殖民地落入了英国手中，英国人将其改名为新约克，也就是今天的纽约。
西印度公司当时曾在纽约筑起一道墙，用来抵御英国人和美国原住民。到如今就成了华尔街。
荷兰逐渐衰落后，英法开始争夺荷兰的地位。一开始法国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。然而最终英国赢得了金融系统的信任，成了赢家。
1717年，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在美洲密西西比河下游开拓殖民地，建立了新奥尔良。密西西比公司的所有人约翰·劳，与法国宫廷关系很好。他当时身兼央行行长，还担任法国主计长，相当于财政部长。在密西西比公司项目上，他向公众画了一张大饼。密西西比河下游其实基本都是沼泽地，却被说成金银满地，商机无限。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一飞冲天，很短时间上升到了发行价的20倍。
随后情况急转直下，随着少量清醒的人开始抛售，天平开始倒向另一边，股价如雪崩般暴跌。为了稳定股价，约翰·劳以央行行长的身份买进公司股票，耗尽了央行所有资金。然后他又以主计长的身份下令印钞票，继续购买股票。到最后，法国央行和国库中只剩下一堆一文不值的股票，民间经济也经历了一场浩劫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。
经历了这场泡沫，法国王室始终没能从阴影中走出来。法国人民对法国的金融系统失去了信心，使得信贷利率升高。法国王室的外债越借越多，利率越借越高。到18世纪80年代，国王路易十六发现，年度预算有一半得拿来支付利息。他迫于无奈，召开了一个半世纪未曾开过的三级会议，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。
法国不堪重负，英国却如鱼得水，依靠资本的力量大肆扩张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就，甚至还超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。

政治为资本服务

最典型的例子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。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发了大财。中国政府发布禁烟令，影响了鸦片商人的利益。这些商人和国会关系很好，因为许多议员和部长都持有他们公司的股票。商人向政府施压，英国发起战争。
在19世纪末，中国鸦片成瘾者大约有4000万，占到全国人口的1/10。
埃及也有类似遭遇。19世纪，英法投资者将大笔资金借给埃及统治者。他们先是建了苏伊士运河，后来还投资了一些比较失败的项目。埃及逐渐债台高筑，这些债权人开始频繁插手埃及内政。埃及民族主义者起身反抗，单方面宣布废除一切外债。一年后，维多利亚女王就发起了战争。
除了为利益而发动战争，战争本身都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。
1821年，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。英国的金融家看到了新的机会。他们向反抗军提议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债券，筹集军资。这种希腊起义债券的价格，也随着战情起起伏伏。土耳其慢慢地占了上风，眼看反抗军就要战败了。英国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，组织军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，帮助希腊获得自由。希腊也从此背上了巨额债务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根本无力偿还。接下来几十年间，希腊都因为债务喘不过气。
政治和资本共同决定了一个市场的信贷评级。并非自然资源丰富，就一定有更高的投资价值。也需要考核政治因素，是否有可靠的制度，健全的经济体系。

自由市场崇拜

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，大家都承认经济会对政治产生影响，却有许多人不希望政治对经济产生影响。认为政府什么都不该做，不该干预任何经济事务。他们也反对出兵影响国际事务，批评种种福利政策。
但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根本不存在。因为经济最重要的资源是信任，而信任需要政治来担保。

资本的负面影响

自由市场之所以看起来美好，有一个前提。资本家会为了更多利润，拿现有的利润来促进生产。但还有别的办法，比如苛待员工。
如果真是完全自由的市场，企业有很多方法联合起来剥削员工。甚至可能发展成限制人身自由，或者奴隶制。
中世纪结束时，欧洲基本没有奴隶制。反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，奴隶贸易蓬勃发展。背后的动力，正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。
欧洲人征服美洲时，建立了大量庄园种植甘蔗。糖在中世纪是欧洲的奢侈品。英国人每人每年的糖摄取量，从17世纪的接近于0，到19世纪初，大约达到了8公斤。
糖的需求量如此之大，但是种甘蔗又是非常苦的差事。如果任由市场决定劳工价格，成本太高。庄园主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奴隶。
奴隶贸易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市，从公众处筹得资金。组建船队，雇水手和士兵前往非洲贩卖奴隶。奴隶贸易其实是整个欧洲的投资者、糖的消费者共同建立起来的。
资本力量的最大问题，是把增长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。如果不受道德的制约，很容易发展成灾难。
1876年，比利时国王成立了一个人道组织，宣称目的是探索中非，打击奴隶贸易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。1885年，欧洲列强同意将刚果盆地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拨给这个组织管理。这个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75倍大。
很快，这个人道组织就变成了商业机构。他们的活动都变成了在此获利。建立了大量的矿场和庄园，剥削着当地人民。保守估计，1885年到1908年，600万刚果人因此丧生。

工业大发展

能量利用方式

表面上看，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，但每一次社会发展到资源枯竭时，就会有科学研究解决这个问题。要么是找到了更高效的利用方法，要么就找到了全新的能源和资源。
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人类利用能量的方式几乎都要借助自己或其他动物的身体。把储存在绿色植物中的太阳能吃下去，变成肌肉的能量，用于生产。
所以在过去，人类的历史由两大周期来主导。一个是植物的生长周期，一个是太阳变化周期。
9世纪中国发明的火药算是一个小突破，能让热能转换成动能。但是火药迟迟没有转变成受控的能源。
蒸汽机出现，终于让人类掌握了一种可控的热能转为动能的方式。早期在煤矿中的蒸汽机效率很低，但煤矿唾手可得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
改良效率后的蒸汽机到了煤矿外，进入了纺织工厂，纺织业开始脱胎换骨。这一转变也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。既然烧煤可以推动纺织机，当然也能推动其他机器。一时间，机器占据了各行各业。
从此以后人们就深深着迷于使用机器来掌控能量，让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能量为我们所用。
物理学家一发现原子内部储存的能量，人们马上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它。从火药出现到火炮的运用，足足过了600年。从质能方程到原子弹，却只用了40年。
内燃机是另一项重大发明，使得石油成为一种重要能源。人类很早就知道石油的存在，但只是用来防水，做点润滑用途。直到大概一个世纪前，人们还是认为石油就只有这些用处。为了石油发动战争，对当时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至于电力，在两个世纪前多半还只是神秘的学术实验和魔术把戏。有了一系列的发明后，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电力了。

能量的暴增

工业革命的核心，其实是能源转换的革命。我们已经一再地证明，能源其实无穷无尽。我们总能及时的找到新的能量来源，人类能用的总能源不断在增加。
现代人类活动每年所消耗的能量，大约仅相当于地球90分钟内接收到的太阳能。而全球植物每年能从太阳中保存的能量，大约是前者的6倍。
在进入工业革命前，人类能够利用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植物。这有很明确的上限。
学会驾驭和转换能量，也同时解决了原料短缺的问题。人类可以利用巨大而廉价能量，从遥远的地方运输原料，开采从前无法获得的原料，并且发明新原料。
19世纪20年代，化学家才发现铝这种金属。铝的提炼一度非常困难，价格甚至比黄金还高得多。
一战时期德国物资被封锁，制造爆炸物的硝石短缺。虽然氨也可以代替硝石，但成本仍然很高。当时的化学家发明一种技术，几乎用空气就能制造氨。若没有这种技术，德国很难撑到1918年。

第二次农业革命

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点，其实是开启了第二次农业革命。
有了先进的农具，各种肥料和药物，农地和牲畜的产量大幅提升。
不仅是生产用具机械化，生命的生产过程也是机械化的。想想现代养鸡场，完全以产肉产蛋的效率为先，彻底无视生物自身的需求。
这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很像。欧洲文明并不恨非洲人，现代人也并不恨家畜。只是纯粹的冷漠而已。
养殖场环境确实能满足各种动物的生理需求，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中那些复杂的社交行为。但它们的精神需求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在演化的过程中植入到DNA中的。剥夺社交行为，动物心理上会感到痛苦。
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曾经用猴子幼崽做过实验。他把小猴关在笼子里，提供两只假的母猴。一只由铁丝做成，上面有个奶瓶。另一只由布做成母猴的模样，但不提供任何实际帮助。多数小猴还是会选择布猴，只在需要喝奶的时候去找另一只母猴。
过去农场生产的食物，大部分都要供给农民和农场动物食用，多出来的少部分才会流通到社会上。因此当时农民几乎占了社会里9成以上的人口。
如今美国2%的农民就养活了整个美国人口，还能大量出口粮食。
不释放出这么多人口，工业革命就没有基础。人类有史以来第1次生产超出了需求。

消费主义的崛起

为配合工业革命带来的超量供给，消费主义改变了社会伦理。人们不再以简朴为荣，而是相信要善待自己。
商品不断更新换代，许多本不存在的需求被创造出来。更有许多需求并不是物质层面的，而是社交和精神层面的。
各种宗教节日都已经成了购物节。甚至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，也变成了大甩卖的一天。
消费主义在食品市场的表现最明显。饥饿已经不是问题，大问题反而是肥胖。肥胖催生的健身减肥行业，又创造了大量的消费需求。
但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有所冲突，因为得到的利润没有投入再生产。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，即使放在以前，仍然有不遵循资本主义伦理的贵族存在，挥金如土尽享奢华。只不过今天的情况反过来了，大肆消费的变成了大众，富豪们才关心财富的增值。

永不停息的革命

摆脱自然

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大减，于是人类开始用各种手段把自然环境变成人工环境。
人类的总重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大型野生动物的总和。家禽家畜的总重量甚至还超过了人类总重量的量的两倍。
虽然各种资源短缺的现状都被新技术一一克服，但生态危机是不争的事实，也是无法挽回的。

精确的时间

虽然人已经越来越不依赖自然，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依赖现代产业和政府。
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时间。人类从农业社会的松散时间节奏，普遍切换到了工业社会的精确时间节奏。
这种精确的时间观念从工厂开始，逐渐渗透到了学校、医院、政府机关，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时间准确的公共运输，也是工业社会时间观念不可缺少的一环。
1784年，英国首次出现了公布时刻表的马车运输服务。但是只有出发时间，没有到达时间。
1830年，英国的第1条商业铁路启用。10年后终于公布了火车时刻表。因为火车速度很快，不同地区的微小时差在铁路时代会被感知到，造成巨大的困扰。这才顺带统一了各地时间，都以格林尼治天文台时间为准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统一各地时间，最终这个行为上升到政府层面，立法规定。这是首次有国家采取全国统一的时刻表，要求人们根据人工定义的时间来生活，而不是当地的自然时间。
广播媒体出现后，它就成了时刻表最主要的执行者和传播者。电台广播最早的内容之一就是报时，让各地以此为准调整自己的时间。截止到今天，广播节目第1句话也是时间，再重要的内容也要出现在时间之后。
二战期间，英国的广播电台向纳粹占领区发送广播，就是以大本钟的钟声开头。甚至有德国物理学家找到方法，通过每天的钟声来判断伦敦的天气，这成了一种珍贵的情报。英国人也发现后，才改用一段录音来代替现场钟声。
为了让时刻表这套体系运作起来，社会各个角落开始出现时钟。现代生活离不开精确的时间。

家庭和社群的崩溃

工业社会带来的最重要一项变革，就是家庭和地方社群的崩溃，由国家和市场建立起新秩序。
人类一直以来都生活在小型的亲密社群中，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都没有改变这一点。即使在历史上的大帝国时期，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。
工业革命前，多数人日常生活都在三大传统框架内：核心家庭、大家族、当地社群。此时的家庭还承担着福利、卫生、教育、建筑、公会、养老、保险、媒体、银行甚至警察的责任。
如果事情重大，家庭无法决断，往往就会由当地社群介入。一个地方有他公认的处事原则，当地社群往往是根据这些平等互助的原则来维持社会秩序。
再大一层，王国和帝国会负责某些重要的功能，比如发动战争，修建道路和城市。国王会为了这些目的征税、招募士兵或工人。但很少干涉家庭和地方社群内的事务。
传统社会很少有多余的物资，用以养活庞大的官员、警察、社会工作者、教师、医生队伍。因此大多数政权并不会发展出大规模的福利、医疗、教育体系。
即使政府想要干预具体某个公民的生活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。它只能通过中间某层组织，来实现间接的干预。例如明朝的里甲制度，10户为甲，110户为里，中央通过里长、甲首下达政令。
然而生活在家庭和社群的环境中，并没有那么理想。自古以来，家庭和社群对成员的压迫，并不亚于现代国家的市场。同时个人又无法挣脱，一个人失去家庭和社群的保护，几乎无法谋生。
过去两个世纪，市场的力量被释放出来，国家也有了通讯和交通的帮助，能让掌控力触达到每一个人。这时候，家庭和社群建立起来的秩序，反而成了新秩序的绊脚石。
在社会发展的不断渗透下，社群秩序一点一点被国家秩序取代。除了外部渗透的力量，现代国家也运用思想的力量，促使社群秩序从内部瓦解。他们歌颂自由意志，鼓励年轻人摆脱传统的束缚。
现代社会秩序，把从前由家族承担的责任全都剥离出来，让专业的机构承担。
现在，国家把每个人当做独立个人看。人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，都不会牵连其他人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。这也成了女性和儿童独立的基础，在社群秩序中，他们往往只被视为财产。
现代秩序的代价，是让社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家庭和社群的力量不断削弱，个人越来越独立，也变得更难聚合起来，抵抗国家与市场的力量。
核心家庭和社群的物质功能被社会取代，情感方面仍然有其地位。国家和市场通过塑造想象共同体，来从情感层面深入个人。现代两个最重要的想象群体，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。
民族会竭尽全力掩盖它出自想象这一事实，它会从历史中找各种线索来证明自己是真实存在的。
而消费大众的概念，又在不断模糊民族的边界。

和平年代

现代世界的快速变化已经成为了常态，社会秩序不断改变，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。而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节奏。
剧烈的变化带来了动荡和不幸，但也不能忽视它带来许多和平和安宁。
在中世纪欧洲，每10万人中死于凶杀的，每年大约20~40人。而现代社会，全球来看这个数字只有9人。至于欧洲，这个数字只有1人。
二战结束以来，多数欧洲帝国都选择了和平退位。这些帝国从殖民地撤退，留下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，并非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。
1989年苏联解体，整个过程也非常和平而迅速。
二战结束以来，没有再发生过入侵吞并其他国家的例子。现代国家对于国际战争兴趣不大。
现代战争的形式，大多数是边境冲突，或者是内战和政变。
在过去即使是和平时期，各个国家也在积极准备着战争。现代社会的和平是真正的和平，没有哪两个国家会时刻担心对方毫无征兆发起全面战争，找不到这样的理由。
现代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核武器。这种能够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，使得武力征服全球变得再也不可能。
另一个原因是战争越来越贵。古代战争是为了掠夺并从中得利，而现代战争无利可图。
过去的财富以土地为主，无法移动，可以实施占领，战争有它的意义。今天的财富是流动的，争夺财富有许多手段，战争恰恰达不到这个目的。
相反，和平才是有利可图的。在过去，贸易没有今天这种程度，和平充其量只是省下的战争费用，不能在经济上带来明显的实际利益。而现代社会，两个和平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，能给彼此都带来繁荣。
各国间的经济来往，以及越来越紧密的彼此嵌入，使得战争越来越不可能发生。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于世，自给自足。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大帝国。

更加快乐

人类变快乐了吗？

历史学几乎从不研究某个时期的人快不快乐，也不会把两个不同时期的快乐程度做对比。
快乐很主观，难以找到合适的衡量方法。目前比较科学的衡量方式，就是只考虑单一因素，通过统计学来研究大量人给自己幸福感的评分。
这种研究的结果显示。金钱可以带来幸福感，但边际收益会越来越低。疾病会短期降低幸福感，但即使是慢性病，对情绪影响也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。
相比之下，家庭和社群对幸福感的影响，要明显高于前二者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虽然现代社会物质条件大幅改善，但家庭关系的崩溃有可能能抵消这种作用。因此并不能肯定现代人就更快乐。
但是快乐并不只受这些客观条件影响。人的期望能否达成，也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幸福感。无论期望是大是小。
由于现代生活条件好，我们以现代生活的习惯和标准，去想象原始生活，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幸福。但问题在于，古人并没有对现代生活种种物质条件的期望。
如果以期望来评判幸福感，那么大众传媒和广告业，很可能正在让人们越来越不开心。因为它让人拿自己和社会最顶尖的条件对比。

快乐的生物学基础

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看，人体系统对产生快乐的物质是有限制的，只会维持在稳定的水平。快乐对于物种繁衍没有明显好处，在进化道路上并不会被强化。
反过来，产生快乐的物质，只是演化的一种手段。它能左右人的行为，促使人去做或避免做一些事情。
演化使得人人能产生的快乐程度是不同的。有人天生就容易维持在较高水平，另一些人则相反。
有许多研究表明各种因素与快乐相关，例如婚姻。但是相关不代表就是快乐的原因，甚至有可能是结果。
如果从生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，历史进程对于快乐几乎没有任何影响。因为短短的人类文明史，对于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改变。

存在的意义

既然如此，是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意义最终都在于生命科学？只要找到了方法，让身体产生更多快乐物质，一切问题是不是就都解决了？就像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那样。
这种理解，是把纯粹的生物快感当成了快乐。
在养小孩这件事情上，每一件琐事都让家长头疼。但所有这些麻烦事加在一起，却又让多数父母觉得孩子是快乐的源泉。
所以快乐并不是每一个孤立片段幸福感的加总，意义在总体层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人类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。但我们自己给自己赋予的意义，却能带来真实的幸福感。

认识自我的快乐

无论是生物学角度，还是从意义的角度，快乐都是一种主观感受。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，每个人以自己的感受为标准就好了，不存在客观标准。
但大多数宗教和哲学看待快乐的方式，与自由主义不同。他们认为人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。
最看重这个问题的就是佛教。佛教系统地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因，它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，也不是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恰恰是放下对主观感受的追求。
总体来讲，关于快乐的研究，目前还没有任何结论。

人造的末日

超越自然

人类通过育种，打破了自然演化的约束，开始通过人工设计的方式决定物种的演化。
但是话说回来，育种的方式和自然选择里的共生关系也没有太大差异。
而通过基因技术，人类能够将完全不存在于某种生物中的特质加入其中。
巴西生物艺术家卡茨，借助科学团队的帮助，在2000年创造了一只发着荧光的兔子。他们把荧光水母中的DNA植入到兔子胚胎中，创造了这个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生命。
智慧设计目前有三种取代自然选择的方式：生物工程、仿生工程、无机生命工程。

生物工程

生物工程不是现代才出现的手段。人类几千年来早就学会了这种技术，其中之一就是阉割。
阉割后的牛比较不具侵略性，也就更容易被训练用来干农活。
而现代手段的生物工程，则可以操纵到细胞与细胞核的层面。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外科手术和注射荷尔蒙改变人的性别。
人们甚至在老鼠背上植入牛软骨细胞，通过控制新组织的生长，让它长出人类耳朵的形状。
生物工程的强大能力，带来了大量伦理学的争议。所以目前生物工程的实用领域，仍然局限在改造微生物、植物、昆虫等不具政治利害关系的物种。
我们有能力改造大肠杆菌，让它在人体外产生生物燃料或胰岛素。我们还能将北极鱼类的基因植入马铃薯内，增加马铃薯抗寒能力。
少数哺乳动物也接受了基因改造，例如奶牛。改造使得牛奶里含有一种酶，能够对抗致病细菌。养猪业通过基因改造，植入一种蠕虫基因，让猪肉的脂肪酸从不太健康的变为另一种较为健康的脂肪酸。
田鼠的繁衍方式通常是杂交，但也有一个品种有稳定的一夫一妻的关系。基因改造甚至能找到这种一夫一妻的基因，用来改变其他品种的社会结构。
生物工程能改造的不只是现有生物，还能让已灭绝的动物重现。人类已经从长毛象的遗骸中完成了长毛象基因测序。把现代大象的受精卵细胞DNA换成长毛象DNA，就能培育出长毛象。
而如果我们完成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，就能再创造出尼安德特人。
甚至我们还有可能更进一步，直接改造人类本身。培养出具备各种优秀生物特质的人类。
现在主要的阻碍不在技术层面，而是伦理和政治。但是这里面有太多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，伦理和政治的阻碍力量，无法让生物工程的研究彻底停在某个水平上。

仿生工程

在有机生命中结合无机组织，这是仿生工程改变生命特征的方式。
现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生化人的成分。我们所用的各种机械工具、电子产品，都是人类感官和能力的延伸。但如果把概定义的狭窄一点，无机组织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才算，这样的时代也正在来临。
美国正在研究仿生昆虫。这个项目在苍蝇或蟑螂身上植入电子芯片，让人或机器远程遥控昆虫的动作，并感知昆虫获得的信息。
美国海军也提出过仿生鲨鱼计划。通过植入电子标签控制鲨鱼的行为，同时利用鲨鱼对于磁场极其灵敏的感觉，侦测战场的潜艇和水雷。
最新一代的助听器，也称为生化耳。外侧有麦克风，转变成电信号，直接传递到听觉神经。
德国正在研发人工视网膜，可以让盲人重获部分视力。它会在患者眼中植入微芯片，光感应器把进入眼中的光线变为电能，刺激视网膜上未受损的神经细胞，产生视觉信息。这项技术已经能让患者产生空间感、辨认字母和人脸。
2001年，美国一位水电工因为事故双臂截肢。他安装了一双先进的生化手臂，能直接通过大脑控制，与我们普通人控制自己的人类手臂一样。虽然这个手臂能做的事情有限，但能让他完成一些简单的生活动作。
生化手臂虽然目前没有人类手臂灵敏，也还不具备触觉。但这些问题迟早能解决。而生化手臂却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，比如力量、可以脱离身体远程操控。
杜克大学的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。他们在几只恒河猴大脑里植入电极，把脑中的信号传送到外部设备，用来控制外部的生化手。其中一只猴不仅学会了用意识控制生化手臂，还能同时控制自己的手臂。即使生化手臂远在另一个城市，它也能控制自如。
闭锁症候群的患者会丧失身体几乎全部的运动能力。现在已经有几位病人脑中植入了电极，如果大脑信号能被破译，甚至不只能转化为动作指令，还能解读语言。他们就有了与外界对话的简便方法。甚至能成为一种现代读心术。
目前的种种研究中，最革命性的就是脑机接口。如果人类通过脑机接口可以身临其境的读取他人的记忆，便难以再区分哪些记忆属于自己。自我意识会被颠覆，这样的人类会成为全新的物种。

无机生命工程

创造完全无机的生命，最典型的例子是能够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病毒。
如果计算机病毒能否定义为生命，还存在争议。那么用计算机来模拟一个人的全部神经活动，被模拟出来的这个人算是生命吗？有个名为蓝脑计划的项目就是在做这方面研究。虽然人脑的运作方式与计算机可能不同，项目未必能成功。但它如果成功，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。

对文化的影响

虽然以上几种形式的人造生命，大多数还没有成为现实，但它们在文化方面已经带来了许多改变，制造了不少难题。法律需要重新考虑，隐私需要重新定义，平等如何实现，寿命延长对退休年龄的影响等等。
单就基因来说，基因是不是隐私，基因能不能被歧视，新创造的物种的基因序列能不能申请专利。排除这些，真正的大问题，是创造超级人类的可能性。
这些种种可能会带来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，并且挑战我们今天重视的一切意义，带来巨变。
人类普遍无法接受自己的地位会被另一个陌生的物种取。但现代科学确实展现出了这样的能力，能够创造出一种远超人类的新人类。而他们一旦出现，也极有可能主宰未来。